鲁迅与胡适为何以及如何分道扬镳？
在鲁迅和胡适协同作战的同时，两人也有分歧，并逐渐扩大，从而最终两人一左一右分道扬镳。
谦谦君子胡适生性温良恭俭让，虽然他首倡“文学革命”，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用的是“改良”和“刍议”，并没有直接扯出“文学革命”大旗。在该文发表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还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可见，胡适性格之谦和敦厚如水。
而鲁迅性格与胡适恰恰相反，刚烈激愤似火，眼里容不得沙子。这注定了两人水火不容，迟早分手。早在《新青年》演双簧戏时，两人就有过分歧。鲁迅认为“双簧戏”无可厚非，“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胡适对此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不值一辩。
和胡适同为《新青年》编辑的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写过一段众多周知的文字，对陈独秀、胡适等人有过生动描述：“《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可见，鲁迅对胡适总体上虽然佩服，但亲近不起来，总觉得与他有些隔阂。
这种隔阂便是两人性格、立场不同所致。胡适温良，服膺“实验主义”，从而主张走改良道路；而鲁迅刚烈，服膺“超人哲学”，从而主张走激进革命道路。这两张道路公开的分裂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进而胡适认为：“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最后，胡适“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正在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对此文很是不满，撰写了《再谈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对此反驳，引发了《新青年》同仁之间激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启了“新青年”们一派向左、一派向右的分裂。从此，李大钊、陈独秀大举共产主义大旗，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胡适则终其一生坚持改良道路，坚持自由主义。鲁迅虽未就“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表态，但实际上对胡适观点不满。这种不满见于他对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反对，这也是鲁迅和胡适首次公开交锋。
“整理国故”原本是“新青年”们针对黄侃、刘师培成立“国故社”而提出的口号，主张用“科学精神”加以“整理国故”，反对“国故社”不加区分地“保留国粹”。鲁迅对“整理国故”原本也持支持态度，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整理国故”的切身实践。但在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胡适更加倡导“整理国故”，劝青年们“踱进研究室”，多研究些“国故”问题，少谈些激烈主义，并以此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认为“呐喊救不了中国”。
鲁迅对此不满，先后写了《所谓“国学”》、《望勿“纠正”》、《春末闲谈》、《读书杂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等文章，批评埋头“整理国故”之弊端。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鲁迅没有点名地批判胡适道：“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此时，孙伏园正好在《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书目。胡适向青年们大开“国学书目”，还要求中学国文课要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鲁迅则不但一本书目都没开，还语出惊人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显然是对胡适的回击和嘲讽。
虽然分歧已露尖尖角，但此时的鲁迅与胡适还未决裂。1922年5月，胡适应邀和废帝溥仪相会。因为同情溥仪，并称呼溥仪为“皇上”，胡适遭致社会广泛谴责，连和胡适关系较好的周作人也写信提出异议，但鲁迅未公开对胡适斥责。鲁迅与陈源轮回大战时，胡适还以双方朋友身份去信居中调节。此时，鲁迅虽对胡适有所不满，在致许广平信中将胡适与陈源划为“物以类聚”，但并未公开与之翻脸。
但随着胡适愈加走近当权者，充当国民党政权“诤友”，鲁迅对胡适越来越讨厌起来，笔下也越不留情。
胡适虽曾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但生性热闹的他怎甘寂寞。192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号召国人努力再造中国，并在第二期上领衔16位知名人士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政府”的政治目标。喊了半天“好政府”没人理后，胡适又率领新月社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人权讨论热潮，批评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新月》杂志因此惹恼国民党政府被查封关闭，不甘寂寞的胡适接着创办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可政治当头，形势逼人，哪里容得下独立精神，知识分子也很难做到完全独立。1932年末，胡适前往武汉讲学，恰逢蒋介石在汉口督师“剿共”。于是，蒋介石邀胡适来寓所共进晚餐，几天后又一次邀请胡适。与蒋介石的见面，给胡适留下了不错印象。也许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也许是出于“国师”心理，胡适从此明显右转，开始支持国民党政权，“愿意以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先生的政府”。他先是托人送了蒋介石一册《淮南王书》，希望他能做“守法守宪的领袖”，又在《独立评论》上多次撰文支持国民党政权，“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等词汇也多了起来。
对于胡适见蒋介石，鲁迅语出讥讽，并旧话重提将胡适以前见溥仪的事一起挖苦，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鲁迅这是在讽刺胡适写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讽刺胡适没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协助为结社机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鲁迅从一开始就加入同盟，并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不久，北平等地成立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北平分会主席。1933年2月4日，胡适收到史沫特莱的英文信件，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及一份《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控诉书控诉反省院严刑拷打等暴行，史沫特莱、宋庆龄嘱咐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种种私刑，还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而胡适四个小时前刚刚应北平军分会邀请视察过监狱，认为监狱虽有些小问题，但不失为“文明监狱”。
所以，眼见以为实的胡适认为控诉书“纯系捏造”，并于2月19日在《独立评论》第三八期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为国民党政府辩护，提出“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问题，这是错的”，并反对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认为“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为此电请胡适更正，“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不予理睬。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议决将胡适开除出盟。
鲁迅对胡适立场持蔑视态度，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他随后又写了篇《“光明所到……”》的文章，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和胡适的天真：“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狱，而访问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是特别之极了.”
自此开始，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联系，并开始了对胡适不断的抨击。在《文坛秘诀十条》中，鲁迅写道：“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这是讽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文坛流行现象，也是对胡适的鄙夷。在《算账》一文中，鲁迅又写道：“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几位学者”当然包括胡适。鲁迅还对许寿裳说过：“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对于《西游记》，却考证不出什么。”在与新月派论战中，鲁迅更是将胡适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嘲讽他们“挥泪以维持治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脚步加快，胡适不希望中日之战爆发，提出两国代表交涉、中日缔结新约等折中调和办法，并于1933年3月18日对新闻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此话又被鲁迅抓住辫子大加臭骂，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称“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在《关于中国的王道》中又把“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认定为胡适“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
●●●作者简介：张守涛，青年学者、文史作家，南大硕士，大学老师，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凡人鲁迅》《书香留韵》，个人原创公号涛声一久、神州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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